2. 特朗普与哈里斯政策主张的主要分歧来自于关税和财政。财政政策比关税政策背后的博弈成本更高，更易受大选后总统党派与国会多数党不同组合的直接影响。

码字的今天和大家聊聊我们的老祖宗的故事吧。

中华文明历史上最早出现专门史官的朝代是西周，这也是世界各个民族中最古老的专业史官系统了。

因此从西周开始中华民族才有了比较系统的史料，可由于先秦时代久远，即便是'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'的《史记》，虽对周代的事情记录的比较多，但是也都过于简略显得单薄。而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《春秋》，比《史记》还来得更加简略。

这也怪不得古人们，当时用来记事的竹简、木牒沉重不说，其制作费用也不菲，而长期大量保存更是一个大难题。因此像是与《左传》并称‘春秋三传’的《公羊传》、《谷粱传》，都传说最早是口口相传的，而这样的流传过程也难免不会产生记错记漏。

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传世的史料会不断减少。像是今传世的《春秋》16000余字，然而三国时代的文献记载《春秋》为18000字！《史记》就更夸张了，《后汉书·杨终传》明确记载杨终奉东汉朝廷命，删除了《史记》十余万字，这导致后世有所添加的《史记》也只有42万字，比原版少了10万字有余！

甲骨文文字之外记录的史实

现在中华民族已知的最早文字是甲骨文，正是依靠它，我们才能知道商朝的很多具体情况。可它也有一些很奇怪的情况，就从它开始说说我们祖先的那些故事吧。

商朝第十九位国王叫作盘庚，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，结束了夏商两朝不断迁都的历史。从公元前1300年盘庚筑殷都（今河南安阳），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（商纣王）身死鹿台，商朝定都殷都250余年。

然而至今发现的甲骨文，最早的却都是武丁时期(约公元前1250年登基)的。显然商朝政务的问卜制度不可能是武丁时期才开始的，可是在武丁之前的半个世纪里，商朝在殷都的盘庚、小辛、小乙三王时代的甲骨文，却一直没有找到。

这说明了什么呢？

很可能商朝在盘庚、小辛、小乙三王时代，主要的国都并非殷都。三王虽然营建了殷都但是并未在殷都居住，而是在原来的国都居住。殷都真正成为商朝的国都，应该是在武丁时代。

而甲骨文各个时代的比例，也从侧面昭示了这种可能性。武丁时代大概60载，殷都前四王加一起也就110年，不到殷都作为商朝国都时间的一半。可武丁时代出土的甲骨，占了殷墟已经出土甲骨的近6成！

这种情况除了后世的商王怠政外，更可能是商王很多时候并不在殷都办公导致的。也许在商丘等地的地下，更久远的甲骨们静静地躺着，等着面世的那一天到来。

最早的青铜铭文也恰恰出现在盘庚迁都殷之后，但是商代的青铜铭文都很少，即便有也仅仅是记录制作器皿的家族的名号，字多些的也就是记录这是哪个商王赐予家族这件物品。可是到了周代，青铜器铭文字数大涨，而且往往记录的是重大历史事件。

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西周利簋[guǐ]了。

周的大臣利跟随武王伐纣有功，因此获颁青铜（也就是古代的金）作为奖赏。利用这些青铜铸造了这件食器簋，在其腹内底部铭刻了三十三字，记录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，所以这件簋也被称为‘武王征商簋’。

该簋由于这三十三字，于2002年被确定为首批禁止出国（境）展览的文物；也因为这三十三字，人民日报下属的《国家人文历史》杂志在2012年评选九大镇国之宝文物时，西周利簋力压司母戊鼎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。

从商朝和周朝青铜器铭文的差距，其实也可以推演出商朝与周朝制度上的一个巨大区别，这一巨大区别也是周能代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商是一个神权与王权并存的王朝，从甲骨文的丰富与商代青铜器铭文的简陋形成的鲜明对比看，神权很可能凌驾于王权之上，这导致商朝的文字很可能被祭司们所垄断了。而从盘庚迁都殷以后，青铜器开始陆陆续续出现铭文这种情况推断，商朝的王权已经逐步增强压倒了神权，被祭司们垄断的文字，商朝的贵族们也能学习了。

盘庚迁都殷的一个目的，极有可能就是为了摆脱旧都强大的神权对王权的压制。然而商朝王权的增强还是不足，因此比商朝权力更为集中的周代替了它。

无独有偶，约公元前1352年——约公元前1334年在位的，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阿蒙霍特普四世，他比晚了自己三、四十年的后辈盘庚更早地开始了王权与神权的斗争。

当时被古埃及普遍信仰的太阳神有很多种，而阿蒙霍特普四世下令只准信仰没有具体形态的阿顿。他自任为阿顿的最高祭司，派兵封闭了其它的神庙没收了庙产，在全国强行推行单一崇拜阿顿。

然而古埃及的神权非常强大，导致阿蒙霍特普四世人死政消。而古埃及最终也和商朝一样，被权力更集中的对手所灭了，只不过古埃及比商朝还更惨一些，它的文化传承都被掐断了。 不过阿蒙霍特普四世推行的一神教崇拜成了犹太人的信仰，最终由他首度推广的一神教诞生出了犹、基、伊‘沙漠三邪教’。

四朝同门做事，三千载一脉承

夏朝的第一个国君是启，他是大禹的儿子，而大禹是帝舜的部下，治水有功帝舜禅位给了大禹。大禹破坏了禅让的规矩，直接传位给了儿子启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；

商朝先祖为契，他是大禹治水的助手，因此功被帝舜封在了商地，并被赐姓为子姓；

周朝的先祖后稷，他是帝尧帝舜时代负责农业的官员；

秦朝的先祖大费在帝舜时代表现突出，因此被赐姓嬴。

所以历经大概1800载的夏商周秦四朝，他们的祖先都在帝尧和帝舜手下讨生活过。不过这四家祖宗的关系，可不仅仅是同僚这么简单。

如果再往前追溯，夏朝王族是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二颛顼(ZhuānXū)的直系后代，商朝始祖为黄帝玄孙五帝之三的帝喾(kù)侧妃吞鸟蛋所生，周朝始祖是帝喾正妃踩了巨人脚印所生（帝喾怎么一头青青草原的感觉），秦朝始祖则是颛顼后代的一个处子吞鸟蛋生出来的。

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，其中前三千年就是黄帝直系旁系血脉的内斗史。这么一对比布衣刘邦就显得更牛了，他建立的汉朝斩断了中国早期的贵族政治一脉相承的历史，还真应验了那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。

三公起源之谜

三公现在一般指朝臣中的位极人臣三个职位太师、太傅、太保，可是最早的三公又是怎么来的呢？

在周朝时，公常常作为诸侯直属的臣下对诸侯的尊称使用。而之所以会用这个公作为对诸侯的尊称，是因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三公，正是在武王伐纣后出现的。

周武王灭商后，只分封了三个公，既陈、杞、宋三公。其后因为功绩周王室还封过一些公，但是这些后封的公与这三公不可同日而语。

陈公妫姓，国人为大禹的后人；

杞公妫姓，国人为夏朝之遗民；

宋公子姓，国人为商朝之遗民；

这三公在周武王分封时就明确宣布，他们不是周天下的臣属，而是周天子的友人，故而称公。周武王封陈、杞、宋三公，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三公。所以周朝时诸侯自称公，就是声明自己与周天子平起平坐，无疑除了陈、杞、宋三公，都是一种僭越的行为。

周武王的这个分封很有历史参考价值，它似乎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传说。根据上古传说，在夏朝之前还有两个朝代，它们是帝舜建立的唐朝和大禹建立的虞朝。周武王时代肯定流传着一些，今已不传的口口相传的神话和史话，周武王将夏朝的移民一分为二的依据，应该也是源于这些口传的历史。

周武王封陈、杞两国，也让史籍中夏启是大禹之子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。从夏启改了国号推断，他很可能只是大禹一族的一支旁支（或者是大禹部落联盟中的一个部落首领），他通过武力叛乱取代了大禹虞朝的正统继承人，因此他大权在握后改了国号（或者是另立了族号）。

不过现代我们常说的三公更可能是来自另一个地方，而且也是出自西周时期。

周朝的周、召、毕三公，可能才是现代我们所说三公的最初原型。这三公的公是公室的公，他们三家世代追随周天子左右，一直都在王都为周王室效力，历代家族都出任王室公卿。西周时这三家在镐京尚有封地若干，也勉强能算是半个一方诸侯，只是族人一直在镐京的王宫里当差。等东周三家跟随周天子到了洛邑时，周天子这时自己都没有几亩地了，所以他们也就只剩下了一个公的空头衔。

周、召、毕三公的兴衰还真是像极了三公的历史演变，历史上的三公职位，也经历了从权势熏天的权臣实职到名誉职务的转变。

由于本文聊得这些事情都已经属于古早时期的事情，所以只能从极其有限的史料中去推测。有读者非要钻牛角尖要实证的话，那码字的只能说‘莫须有’三字耍赖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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